第三社會

有看過第三社會的都知道 本黨黨徽是青蘋果

青年參政
平民作風
果決行動

然後,開始有人問我選舉主軸是什麼,小妹我實在是沒打過正規選戰
心中想到一句話


找回雲林散落各地的青蘋果 不要讓雲林人成為台灣島上的吉普賽民族




全台灣的雲林青年站出來
告訴我
你們要什麼
雲林擁有台灣最大的工業腹地
其中六輕 福懋等台塑產業就佔了一大部分
但是雲林就業機會並未增加

我們來看看台塑為雲林做了什麼
污染過度
剝削勞工


我們來看看我們能為雲林做什麼
雲林在台灣土地上的獨特性是貧窮
因此政策也必須具有獨特性

已經存在的 暫時坎不掉
要求六輕用水改善 政府嚴格監督
在勞工上 禁用外勞(這看似與關注勞工的我相違背 但適用於雲林)
要求釋出就業機會給雲林青年
福懋也是
要求組工會




不過基調還是

禁建八輕 大煉鋼廠 湖山水庫



要開始做議題囉 大家一起來幫我忙



為什麼雲林的政治都無法改變呢
因為不管投給誰
生活都一樣阿.......

希望我們能一起打破迷思 創造奇蹟

相關數據及資料 之後將補上

你好：

敝人居住於雲林莿桐，關於閣下代表第三社會黨參選下屆立法委員，
在下表示敬佩與支持之意。

關於立委選舉，在下有幾點心得，提供閣下參詳並指教。

首先，敝人以為一位國會議員工作範疇，當以外交、國防、經濟
、教育、社會福利與環保等六大方面為主軸。在下對於中央級民意代
表過度干涉地方事務，並不持正面意見，然而此情況可謂積重難返，
一時亦無良法可解。即便鄰國日本政黨政治早我國發展甚久，其國會
議員仍有『金歸火來』之習，以進行所謂『選區服務』。而此非為本
文之意，便不贅言。

閣下希望眾人提供關於雲林的意見，在下試提出幾點拙見。

1.財政問題。地方政府財政見絀由來甚久，問題主要原因在於實質收入
無法配合支出需求同步成長，致財政收支差短擴增，又，中央政府大
開支票，使福利性支出或法定支出大量增加，如中低收入戶補助、老
人生活津貼、公教人員五十五歲退休優惠措施（85年度起實施退撫提
撥新制，各縣市政府相對負擔的退撫支出所占比重亦逐年提高）全民
健保(縣市政府的雇主立場應負擔保費，但是積欠金額越來越高)、各
機關組織擴編等，但卻未同時規劃相對財源，近來更提高老農津貼至
6000元，明年十月更有國民年金的發放，這些更加重地方政府財政負
擔。地方稅收在營業稅收為國稅後更顯捉襟見肘，欲另闢財源，如蘇
治芬提案收取碳稅，卻遭中央以損及國家整體經濟益為由反對，使地
方政府只好向銀行融通借貸，以解燃眉之急。修訂收支劃分法遂成共
識，而政院版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雖已在財政委員會審議，但據
報載，整體而言中央財源並未釋出，地方財政收入未相對增加，地方
財政缺口仍將持續擴大，雲縣亦難擺脫財政困窘之厄運。而此需款孔
急，在下以為乃迫切需要解決者。


2.社會與教育問題。雲林在社會福利的施為，主要問題仍在財政問題，
因此造成相關人力資源不足，無法有效發揮功用，另有心人士，所謂
『社福黃牛』，利用弱勢族群（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之不足無以瞭解
相關社福法令與錯施，以代辦之名詐領補助金等情事。相關單位會加
以查察，但問題需進一步解決，如何使相關政策宣導與執行更加完善
，有待政府單位的良好規劃。復次，關於外籍配偶問題，雲縣外籍與
陸籍配偶與其婚生子女日漸增多，縣府針對外籍配偶之生活適應，輔
島就業、對醫療與生育保健之宣導及加強教育訓練以提昇教育文化素
養，已逐步施行，然需擔憂者為其婚生子女教育問題，除有親代教育
程度不足、語言文化認同問題等造成學習遲緩，更有隔代教養之陳苛
此等問題亦在眉睫，未妥適處理，必將成為另一社會隱憂。至於長久
以來人口外流問題，亦懸而未決。

3.經濟問題。雲縣產業結構集中農牧漁業與勞動產業，服務業呈極緩慢
的成長，在農業部分，雲縣之稻米、蔬菜、水過佔生產大宗，他者有
以二崙、麥寮、土庫、斗南等地區之畜牧業，用地居全國第二位。但
務農者多數僅可維持生計，問題乃患『寡』而非患『不均』，只可溫
飽並無法擺脫貧窮。常言『穀（菜）賤傷農』，以稻穀公糧收購價為
例，自82年以來未做調整，而物價指數屢創新高；復又生產過剩問題
每每重演。政府不是補助經費讓農民休耕，或而宣導叫大家多吃柳丁
，論者以為此因響應全球化，加入WTO之必然，竊以為更有『不等價交
換』之問題。雲縣近來雖有六輕進駐與科技工業區成立，造就許多就
業機會吸引外來人口加入，但產業結構上並未有太大改變，如何促使
產業升級，同時可保農業與其他基本產業的永續發展與農民福利權益
，乃至環境保護目的，待集思廣益而解。另，未來可預期因暖化效應
成全球糧食短缺，關於這一問題之因應，將又是一大挑戰。

以上寥寥數言簡就三方面言在下之心得，未提及之處者甚多，且多言
雲縣現今問題，解決之道闕如，尚祈見諒，希冀閣下不吝指正。


另，有一問題請教，閣下試以環保與勞工議題為政見主軸，這是合乎
第三社會黨之屬性？在下於貴黨網站瀏覽，並未發現貴黨之核心理念，
僅見推動公費選舉、限制競選經費上限等政策訴求。雖言第三社會黨，
是為藍綠之外的第三選擇，或如網站文章中有論者言之左翼政黨，或
有他者？煩請閣下釋疑。


閣下代表第三社會黨參選此次立委選舉，便需將第三社會黨介紹給人
民知道，此一新的選舉制度—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雖有利大黨，
可小黨仍可藉由政黨比例代表制部分，以總票數跨越百分之五的門檻
而有分配席次的機會，正如貴黨召集人周奕成所言之主攻第二張政黨
票。閣下雖言將不多做選舉造勢，但仍有介紹第三社會黨的必要，期
待閣下能以最適切的方式，將新政黨、新理念帶進人群之中，讓人民
能有擁有新的選擇。

謹祝時祺。


l00A

雲林不該被一分為二
就像台灣一樣


因為苦難是一體的 它不能被分割
因為利益是所有子民的 它不能被分割

關於參選一事,原是在我人生規劃之外,如果要問我為什麼點頭,為什麼登記,說穿了一句話,"一無所有".....
親愛的朋友們,因為一無所有,所以我可以勇敢,在第三社會一路走來的過程中,很多曾經你以為可以期待的那些"進步中年"們,都為了捍衛自己那只能短暫存在的,不知從何說起的一點點金錢.權力,和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聲望"而踟躕甚至冷漠

這些進步中年們最後在我心裡成了聲 "汪"

很遺憾的,這塊貧瘠的土地,並沒有進步中年們願意來救它,雲林原本富庶美麗,我的出生地虎尾擁有全台灣最大的糖廠,我讀中學的西螺鎮擁有的文化資產更是豐饒,但這些美好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雲林的每一個子民,都要因為這塊土地上腐敗的政權,而失去他們原本所擁有的一切,台西麥寮的人民正在失去她們的工作.健康.尊嚴.土地.湖山水庫的建立正在讓我們失去美麗的山林和物種,罪惡瘋狂的掃過整個縣城,濁水溪捲起的風沙迷濛了子民的眼,雲林人永遠在退讓,在妥協,有些人甚至只能期待卑微的回饋金,縣裡幾乎要剩孤獨的老人,和無助的青年,青年們也許想遠離家鄉,找尋夢想.然而城鄉差距的教育,哪裡有夢可追?

就在這一年,我最愛的阿嬤過世的這一年,有很多時後我突然深呼吸,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要離開我摯愛的阿嬤,為了什麼我回不了這個家鄉,在台北四處流浪,當阿嬤住院時,我還在接些稿子賺賺零錢,假裝自己有工作而一週只能回雲林看他一次,有時候甚至不敢面對自己對於這塊土地的矛盾,當學弟妹跟我說到台西訪調時,我只能傻傻的回答.沒有六輕,雲林人要靠什麼生活?這迷思雖然很快打破,但是,就那一刻的矛盾,就足以證明雲林人是如何將自己劃到一個沒有希望的角落。

我不想永遠得不到救贖,更不想對自己生長的土地遍體鱗傷而視而不見


我二十五歲,世俗的一切 我一無所有,但我有一顆柔軟的心,貼近這塊土地的脈動,土地在哭泣
所以
我願意 我會努力 即使並不會成功


時間貼近阿嬤過世周年前夕 情緒激動 語無倫次處 請大家見諒

GR

吳叡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推薦第三社會黨運動的理由：

一、推動進步本土主義路線，壯大公民社會，除了思想運動的耕耘之外，也不能沒有政治運動的配合。去年七月我們一些朋友出面呼籲重建一條進步本土主義的政治路線時，我們認為必須先從思想、文化與社會運動各層面耕耘，建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為進步本土主義的政治力量的誕生鋪路。我仍然認為台灣現在還缺乏清新政治力量出現的社會文化條件，不過我認為除了在思想和社會運動的耕耘之外，也不能沒有政治運動的努力。進步本土主義是一個重建台灣政治共同體的思想與政治路線，做為一個運動，它必須要有政治場域的發言人。這個聲音不管有多麼的微弱都應該被聽見。我期待第三社會黨扮演這樣的角色，儘管它仍然是弱小的，但我期待這個政治運動從實踐獲得成長的養分。

二、對年輕世代的喊話：在犬儒主義重新佔領大學校園的今日，想呼籲年輕的世代，可以不信任政治人物和政黨，但是不能對政治失去信心。從現實考量，第三社會黨的運動似乎勝算不高，因為他們沒有資源，沒有知名度。不過，正因為他們在如此艱困惡劣的條件下仍然不放棄政治改革的理想，這更顯示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理想主義在當今主流政壇早就完全死滅。在這種微弱但是固執的理想主義精神，讓我們重新看到政治工作最原始的尊貴與價值。這些年輕朋友像愚人般的執著與努力，重新提醒我們政治不必然只是分贓、污衊、攻擊和分裂社會的骯髒勾當，政治也可以是一種追求進步信念、價值、理想和社會團結的高貴志業。

我希望提醒那些對政治完全幻滅的年輕朋友，政治可以是一種值得獻身的志業。我們這個世代的失敗，造成你們今日的幻滅犬儒，但是你們今日的幻滅與犬儒，卻會腐蝕台灣民主的根基。二十年前，大學校園也充滿犬儒主義與冷漠，不過那是因恐懼造成的冷漠，那個冷漠之中，仍透露著一點被壓抑，不甘願的熱切希望，而這點希望，就成為八零年代學運的火種。當時，我們那一點點希望的來源，就是那些不怕死不怕關的民主運動前輩。他們以身作則，用生命教導我們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工作。

然而今日校園冷漠的根源不是恐懼，而是對政治的絕望和厭惡。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可以效法追隨的典範，因為昔日的英雄已經墮落，這不禁讓人對台灣民主的未來感到憂心，因為如果沒有年輕世代薪火相傳的參與，台灣民主將會因為無法獲得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而逐漸凋萎。

第三社會黨運動的朋友們是一群對一個進步、公義、團結的台灣仍然不死心，仍然有夢想的青壯世代政治工作者。他們和當年奮鬥打拚的黨外民主運人士的年齡相差無幾，但是他們面臨更艱困的處境，因為他們面臨一個已經幻滅了的，更現實，更赤裸裸嘲弄所有理想主義的時代與社會。當年的黨外人士深信有一天「咱會出頭天」，那是一個純真的年代，現在這些朋友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夢想，沒有信仰，沒有英雄的年代，他們失敗的機會比當年的黨外更高，然而他們卻仍然願意投入，像一群唐吉訶德。年輕朋友們，除非我們選擇內戰，或者選擇逃避，然後讓政客毀滅我們的祖國台灣，政治工作是永遠無法取消的。這群不計現實利害得失的唐吉訶德，就是你們再這個幻滅時代仍然可以對政治懷抱希望的一點點微小但珍貴的理由。

魯迅說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永遠只是年輕的靈魂才可能理解的心情吧。那些老掉的大人們是不會理解的。

我向全台灣的青年朋友，鄭重推薦第三社會黨運動。

society3.blogspot.com/

野草莓 我們改天再來寫
除此之外有沒有什麼要交代的呢?

要不要說對不起?
不~我沒什麼好愧疚的。
我努力活著

謀殺 已精心佈局
毀滅的鐘聲 開始倒數

我們待在原地 什麼也不做
靜靜的
看自己走向死亡



我並不想這樣

讓我們聚集起來
也許只是散個步

讓我們一起走走

優雅的與他們周旋

就算手無寸鐵

也不能沉默的
沉默的讓他們微笑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總幹事 賴香伶
2007/06/19 載於蘋果日報

近來第三社會黨、綠黨、唐飛組「協會」還是簡錫堦的推動「以上皆非」修法行動，集中的對象都是希望號召社會上可能存在的中間選民，藉由「兩票制」的選舉時機，集結出一股扼阻儼然形成的二大寡頭政治壟斷局面，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設計可被區辨的符碼及認同意識，達到凝聚力量的反制效果，同時在政治路線的選舉上必定站在二大黨的反方向進行各種宣傳，對抗的是大財閥、大開發、新自由之類的主流意識；小黨的政治空間小，但發聲的空間很大，因為可結盟的對象太多了，普羅大眾、市井小販、勞工朋友到處可見。


但第三社會黨等政治菁英們所構思的行動與宣言，可否連結上第三勢力蓄積能量的新一波運動，還是在綠陣營黨內初選的鬥爭中溢出的分流，想擁抱中間選民，無法苟同極端主義，所以脫黨自謀生路。第三社會黨的政治對手是腐爛的民進黨中央、民進黨極端黨員；政治上的盟友是綠黨、唐飛、施明德、簡錫堦還是族盟、民盟等，不論這種溢出如何漫流到中間選民，要在已經焦黑的政治上翻土灌溉，左右的立場不能搖擺、階級鬥爭的脈絡不能抹去。

投廢票成為社會共識

任何的社會實踐都不應去脈絡化，因為在脈絡中才能看清事件的本質，不犯舊有的錯誤。此次以挑戰選制做為另一種「指向中道」的「以上皆非」修法運動，推動者簡錫堦在過去十年中面對社運界的「以上皆非」運動，其態度已有所改變，姑不論其考慮的動機與時機，簡先生都得面對過去的不支持是否與其身處民進黨，為了黨的利益不得不放棄理念，現在因為脫離了民進黨核心，才敢更瀟灑地發揮想像力。
台灣的「以上皆非」運動，十年前就已展開，是隨著工人運動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1995年工人秋鬥舉辦「與總統有約」，針對96年進行的第一次民選總統時機，提出拒投爛蘋果的「以上皆非」的主張，如果選民對所有候選人都不滿意，可以把票投給「以上皆非」，表達對政治人物的不滿；當年簡錫堦身為新潮流系的勞工陣線秘書長，並未支持「以上皆非」運動，反而在同年的立委選戰中推動「落選運動」，以民進黨的政權利益嵌進工人運動中，成功的把一些民進黨候選人送進國會，也使得台灣國會第一次政黨席次三黨沒過半。
第二次的「以上皆非」運動是2004年的「百萬廢票」運動，也是從社運的行動的基礎中展開，特別在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藍綠在對待貧富差距的政策上如出一轍，弱勢者卻只能在二顆爛蘋果中挑比較不爛的，根本沒有「拒吃」的權力，因此，投廢票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行動共識，也獲得了幾十萬選民的參與。同樣的，簡先生在面對廢票運動時也以「消極論」回應，並與親綠團體另組「泛紫聯盟」，對於廢票聯盟的邀約均以聯盟內有人反對而拒絕。


以上皆非是權力認知

其實，「以上皆非」是一種權力的認知，不是法權約制下的反制；簡先生提出以修法來推動「以上皆非」，這種相對進步的立法，在俄羅斯、泰國、美國等地都已有先例，台灣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朝向選制改革是必要的；但面對政治現實，十年前我們推動「以上皆非」時已清楚面對修法的困難度，即使是十年前的民進黨立委我們也不敢寄望；因此，在社運政治化的進程中提出「以上皆非」做為一種抵抗的手段；而十年後，修法的條件更差了，經過「單一選區兩票制」選出來的立委可能是更為極端化。
「以上皆非」的運動是一條漫長的路，做為制衡政客的手段，即使選制尚未修改，也可以採取積極行動─投廢票，否則沒有修法就不敢做算哪門子的改革？

胡晴舫
2007.06.15載於中國時報　

台灣群眾力量又被祭上神壇。民進黨黨員黃偉哲與政治色彩偏藍的妹妹公開斷絕關係，原因是來自黨內同志與其支持群眾的壓力。傳媒輿論習慣性地將這件事歸類於藍綠分裂的社會氛圍，對政黨綁架了我們社會的所有價值包括親情感到不勝唏噓。然而，我個人倒認為，這件新聞再度印證了當今社會完全錯估了「群眾」的意義。

在今日台灣，極端主義的聲音－－而且只有這種聲音－－才被聽見。社會逐漸傾向侵略性格，說話越大聲、表情越惡劣、態度越輕蔑的人越能遂其所願。立法院暴力相向，男性沙文語言充斥，你想怎樣的流氓性格被當作本土特色發揚光大，發洩情緒為首要，解決問題不重要，理性討論變得異常困難。

這個世上，極端主義者的言行本來就比較容易被看見。尤其是在一個傳媒發達的社會，新聞鏡頭永遠是追著那些驚世駭俗的人物或現象跑。這是為什麼美國最富有女繼承人芭莉絲希爾頓能夠不做什麼就成為名人、而恐怖分子每殺害一個人質都能得到全球注意的原因。極端分子喜歡發言，因為他們想要展現他們有權力控制這個世界，影響別人的生活。而他們的言論通常簡單、誇張，充滿宗教精神，要求對方相信，而不是對話。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則忙著在掙扎自己的人生，賺錢、生子、房貸和醫療保險才是他們關注的重心，他們沒有時間每晚打叩應電話、去政黨網站留言，也不會主動去尋求機會公開發言。這些主動或被動選擇沈默的群眾雖然不常危言聳聽，並不代表他們就沒有意見，他們只是在過他們的平常日子，每逢選舉，偶而用選票說一次話而已。

台灣社會的危機就在，我們只選擇傾聽那些患了多語症的偏執嗓音，以為那就是我們社會主流甚至唯一的聲音，並且冠之為「群眾」的名號。如此錯誤判斷的後果就是妨礙了平等精神，犧牲了民主制度。因為，沈默的大多數將會因為聒噪的激情少數而縮減了政治上的選擇。

當一個社會只獎勵態度激進與言語挑釁的極端分子，那麼，這個社會不僅將失去道德的平衡，更會失去對社會前進方向的判斷準頭。

而且，就算社會大多數都認同某一件事，大多數人的專政乃是民主制度最需時時提醒的民粹陷阱。如果這個社會大多數人都漠視外勞或歧視愛滋病患，並不能證明這件事情的道德正當性或法律適當性。因為，群眾的力量固然偉大，但群眾未必永遠是對的。群眾並不是一群面目統一的善良天使，他們各有獨立的主觀情感與私利考量。

當還算理性的個體集結成眾時，他們也能變得衝動興奮，接受各種暗示，變成勒邦口中那「一群既不知道懷疑也不知道猶豫的人」。更多時候，群眾就像歐威爾小說「動物農莊」裡的羊群，只要一隻名叫拿破崙的豬懂得適當操弄，他們就會自動背誦起七大誡律，彷彿那是宇宙間萬劫不滅的黃金真理。

最終，在認同我們的同儕與社群之際，一個人還是必須對自己的行動負責。所謂的群眾，或許在必要時候可以給你力量，但是，他們卻永遠不能替你思考。

中時電子報／黃哲斌
2007/06/06

首先，是三件舊事：
2004年1月，林懷民、王永慶、李遠哲在媒體發表「沉痛表白」；

2004年1月，侯孝賢、朱天心、南方朔等人籌組「族群平等聯盟」；

2007年2月，簡錫堦、錢永祥、馮建三等人成立「公民前線」。

然後5月底，綠營出身的周奕成，宣布將組「第三社會黨」，希望在藍綠之外，找出台灣社會的第三勢力，6月初，唐飛以智庫「台灣前途展望協會」重返政壇，鼓吹中間選民表態。
除此之外，施明德、李登輝都曾宣示台灣有「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空間」。第三勢力、中間選民像是江湖上傳說多年的「天山雪蓮」，人人都說它有起死回生、治癒沉疴的奇效，但卻沒人親眼見過；至於藍綠政客，幾乎異口同聲說「沒有這種東西」，彷彿它只是武俠小說裡的想像物。
其實，不見得是想像物，倒真的是舶來品，1998年，英國布萊爾提出「第三條路」、德國社民黨被稱為「新中間（Neue Mitte）」，兩者都是調和原本「國家與市場對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拉扯」的路線修正。



在台灣，第三勢力不容易存在，因為各大政黨並無左右路線之分，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是偏向資本集團、強調市場經濟體系的保守政黨。異言之，台灣政治衝突的根源，並非經濟思維、財政政策、社會福利的正面撞擊，甚至，兩岸政策歧異也非主要癥結，我們口中的「藍綠惡鬥」，其實是肇因於歷史詮釋與政治意識的僵固對抗。
不像左右辯論在歐洲有其長遠基礎，台灣兩大政黨一直不敢碰觸他們的真正差異，反而不斷剝削歷史遺留的族群、統獨矛盾，以語言、以文宣標語、以不負責任的短線措施，不斷突顯、擴大特定選民的情緒，鞏固自己身陣營的支持選票。

八年來的操作，藍綠各自挖深了壕溝、建立了灘頭堡，讓台灣成為兩極對抗的戰場，兩極之間卻是一片荒原，不受歷史召喚、不關心統獨矛盾、不在意族群議題的民眾，根本離開這片被人工建構的戰場，他們根本脫離了「選民」的身分，賭爛票或含淚投票，並不是他們字典裡的辭彙。
他們是一群「想像中」的中間選民，無論唐飛、周奕成或簡錫堦的挑戰則是找到一把有效的號角，讓這一群根本算不上「一群」、比較像是分散孤立「圈地」的公民，重新凝聚在一起。（施明德曾像魔術師一樣，讓我們短暫看見「這一群」的存在，但瞬即消散如煙如夢。）

只倚賴社會對於藍綠的厭惡，顯然是不足的，這個社會過去吸收了太多負面情緒（綠營教我們仇恨中共、藍營教我們仇恨扁家族），第三勢力運動者必須找到正面說服的力量，讓民眾相信，打破藍綠二元對立的結構，台灣可以變得更光明、更開闊、更晴朗。
截至目前，至少周奕成已掌握此一論述的力道，他以「第一社會（1945年以前的住民）」、「第二社會（1945年到1949年之間遷台的住民）」為切分點，聲稱要建立一個「第三社會」，他以一種動態的政治訴求，重新包裝「族群融合」此一舊字眼，打破藍綠雙方口口聲聲「族群融合」，卻假借族群、統獨等歷史矛盾獲利的現狀。

除了更綿密、更細膩鋪陳「第三社會」的未來進行式，第三勢力運動者應結合社運、環保、弱勢團體，一方面豐富運動的多樣性，將政治對抗轉為更具建設性的社會議題與政策辯論，另一方面突顯兩大政黨漠視內政議題的荒謬，讓第三勢力的「市場價值」更加鮮明。
或許，中間選民並不存在，或許，他們只是迷了路，找不到前往投票箱的路。要重新喚回他們，絕不容易，但絕對值得一試。

By Lin Chih-Chen 林致真 TAIPEI TIMES
2007年6月7日 星期四
Sunday, Jun 03, 2007, Page 8
The most common reaction to the term "third society" is one of confusion. "Does Taiwan even have a first, let alone a second society?" is a question that many would ask.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a definite yes, and the chaotic political struggle we see every day is living proof.
Taiwan's first society is the one that existed prior to 1945; the indigenous society, if you will. This society experienced the colonial rule of Japan and was even at war with China and its allies during World War II.
Taiwan's second society consist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China who came and settled in Taiwan between 1945 and 1949. Members of the second society came from very diverse backgrounds, but Taiwan's foreignness at the time forced them together.
The next four to five decades saw a small minority of the second society dominating Taiwan'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heres.
The first society was mostly suppressed in those two spheres but was quite successful in contributing to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However, with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first society was able to obta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hilst the second society was continuously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or other pan-blue groups.
With the DPP's victory in 2000,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rst society took the reins of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even after seven years of DPP rul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econd society still refuses to recognize its political l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first society sought extremism as a way of self preservation.
Thus Taiwa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degenerated into what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termed a "democratic civil war." Even today the two main political powers are still engaged in a fierce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and it is severely damaging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vitality.
What then is Taiwan's third society? To put it simply, the Third Society is all those of us who are sick and tired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society.
To us, the two societies have many interests in common -- much more than they are aware of, in fact.
For example, many politicians from the first society highlight the bitter past experienced by many members of the public under the KMT's authoritarian rule.
However, these people often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second society's members suffered even worse fates.
Members of the second society still feel a strong sense of insecurity because of their minority status. They fail, however, to see the first society's fear of a minority-rule resurgence.
To members of the Third Society, the ongoing struggle neglect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Taiwanese and instead exaggerates the min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old societies.
The struggle also exploits external antagonisms for internal electoral competitions, which in turn shows the outside world how polarized the nation has bec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blocs of the two old societies utterly fails to give Taiwanese any meaningful policy choices.
Instead, the two blocs present the same irresponsible fiscal and social policies made up by corruption and tax cuts that have trapped the country in an abyss of monstrous national debt.
People who are fed up with this nonsensical struggle must step forward and create the new third society. The political manifestation of this new society will promote external unity while providing a meaningful choice of social policies internally.
The members of the new society want no part in the ongoing cruel political struggle, but instead wish to be the "peacekeepers" between the two old societies.
Some might then ask,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the new society on national identity? To us, the answer cannot be clearer. The community, comprised of the 2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and its outlying islands, is an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nation,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its constitutional name.
The future of this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nation can only be decided by those 23 million inhabitants.
We believe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 is the consensu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aiwanese and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national unity can be built.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Taiwan fits the curren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 this island.
Therefore we will defend Taiwan's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Taiwan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democratic success. However, the ongoing "democratic civil war" is alienat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We fear that in a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he nation's once proud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will wither as people's apathy to politics increases.
We therefore call for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third society, a society that is founded on reasoning, not gimmicks or slogans; a society that has meaningful debate on social policies and not pointless arguments over dead people; a society that unites in a common hope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is nation.
This shall be Taiwan's third society.
Lin Chih-chen is a member of Taiwan's emerging third society.

By Jou Yi-cheng 周奕成 TAIPEI TIMES
Friday, May 25, 2007,

The result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PP) legislative primaries have two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e is that some talented politician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were eliminated from the legislature. The other is that the "democratic war" between Taiwan's two sides will get even fiercer. Most of the politicians who were eliminated were better known as rational politicians than political warrior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c war" is both the cause and result of the rise of the warrior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doves within the DPP.
There are two factors i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e warrior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nflict. The first is the halving of the number of legislative seats, and the other is the system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an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former means that the nomination process has become extremely fierce, while the latter strengthens the vicious party system and the polarized opposition that comes with it.
The reduction of legislative seats from 225 to 113 has already assured that at least half of the current legislators will lose their jobs. It has also guaranteed an extremely fierce nomination process. Tough competi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The issue is what the candidates are competing on.
This recent primary was clearly not a contest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ndidates' ability to govern -- namely, who can achieve the party's vision of the future. Rather, it was a contest of their fighting spirit -- who has more hate and vicious battle tactics.
Why have hate and strife become the parties' standard for choosing candidates? This is the eve of the democratic war, and Taiwan's two social forces have consolidated their powe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ultimate battle.
Party competition has come to be seen as a battle between us and them. Moderates are viewed by parties as weak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and their loyalty is questioned. This is why the DPP legislative primary resulted in the rise of the warriors.
Taiwan's democratic war has its origins in the histor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local and foreign societies, but it is also continuously fed by the viscious two-party system. The presidential authority an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ve solidified a system in which each party works to hinder the other, while not allowing room for choice within the party itself. The injuries that result from a system in whi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it half of the population against the other hardly need explaining.
The people who ardently support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and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an broadly be classified as those wh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war. They believe that the opposing camp should be wiped out and that their own camp, by winn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n bring about the other side's complete destruction.
Faced with the escalating democratic war and the loss of some of the DPP's political talent in the legislative primary, there are two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solutions. The first is to immediately amend the Constitutio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eats divided proportionally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second is to promote a new political force for Taiwan.
For some time now there have been calls to push for an eighth round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implement a Cabinet system. This arrangement could alleviate the harmfu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ccompany a reason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egislative seats and give moderate forces more room to breathe. In fact, the legislature has already had proposals for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Cabinet system.
However, former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chairman Ma Ying-jeou (馬英九) unfortunately ordered the KMT caucus whip to kill a joint resolution by party legislators in support of the popularly proposed amendment. Now that he has received all but the DPP'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Frank Hsieh (謝長廷) should immediately push for an amendment to heal the inner-party divisions and loss of talented politicians from the "war within the war" -- the DPP primary.
Former DPP chairman Lin I-hsiung (林義雄) earlier asked that all parties be prudent and earnest while working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majority needed for passage of the seventh amendment. Now with many legislators being eliminated as the number of legislative seats is halved, Lin should immediately call for another amendment.
Perhaps we could adopt the "Five Yesses and Five Noes" plan proposed by the Civic Alliance for Parliamentarianism and increase the ratio of seats allotted to political parties' legislators-at-large to equal the 79 single-district seats, which includes aboriginal representatives.
When a new constitution is implemented -- sometime during the next president's term at the earliest -- the seventh Legislative Yuan could also include valuable former DPP legislators who had been knocked out in the primary process, such as Shen Fu-hsiung (沈富雄), Hong Chi-chang (洪奇昌) and Lo Wen-chia (羅文嘉).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amendment succeeds, Taiwan needs a new political force. In this country a moderate political party has always been lacking. Although the moderates in the DPP primary are generally well liked, they were unable to navigate the party's nomination system. This demonstrates that moderate attitudes are unable to survive within the DPP.
But fractured public opinion could still be hoping for social unity, and be weary of the moderate and rational localization forces in the democratic war.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DPP, as it seeks to lead Taiwan, has abandoned representing this moderate force.
Without it being represented in politic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ink further into the polarization of its democratic war.
To stop the slaughter, we need peace-keeping troops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otherwise the battle will rage on. If a new political party is formed to join the year-e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n the talented DPP legislators who fell in the primary would still have a chance to be elected as legislators-at-large. Most importantly, Taiwan cannot continue to sink into opposition between two societies. The third society must rise, and it must have a political force.
Jou Yi-cheng is a member of Taiwan’s emerging third society..

第三社會成員 李拓梓
2007/06/02 載於蘋果日報

執政黨即將由黨團提案加碼老農津貼，引起黨內外廣泛討論。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講了一句話頗耐人尋味，「這是政治問題，大家也知道不應該加碼，但國民黨立委已提案，民進黨就算要擋，過四個月的協商期，還是擋不住，最後反而功勞都被國民黨搶走。」

為了選票加碼惡鬥
有人說第六屆立法委員真的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國會議員，實在沒有枉屈他們。這是通過違憲NCC的一屆立委、這是怠惰監察院同意權的一屆立委、這是史上第一次沒有在預算會期通過總預算的立委、這也是讓保護黑金條款在農漁會復活的一屆立委。

這一屆的國民黨仗著人數優勢，不斷侵蝕行政部門的提名權等權力，甚至強行通過很多不可思議的法律。而這一屆的民進黨，經常放棄人民的期待，不能夠在對的事情上，堅持下去。我還記得上個會期在國防委員會裡，民進黨拚了老命，把一堆無法辨識受益者的錢坑法案擋了下來；但在這個會期，黨團總召居然對老農津貼這種明知不應該的加碼表示支持。

朝野惡鬥很多年了，除了總預算這種「癱瘓型」的惡鬥外，也不乏老農津貼這種「加碼型」的惡鬥。為了選票而對明知不應該的法案退讓，不但惡劣，也印證了民進黨基本價值的陷落。因為執政的關係，而必須在激進路線上負責任的退讓，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如果為了選票而放棄自己的核心價值，去和魔鬼共舞而非與之戰鬥，那麼這些人從政，到底有什麼意義？民眾投給兩大黨，又有什麼不同？

給下一代龐大債務
整個老農津貼的決策，充滿了最無謂的算計。一千元既無法改善老農生活，亦無法轉為投資活絡市場；反之，老農津貼所帶動的各種津貼上漲，反而會形成無底洞般的錢坑，留給下一代龐大的債務。執政黨不思加速推動國民年金法，反而因為怕功勞被國民黨搶去而加碼老農津貼，就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的選舉炒作，也是為了媚俗而出賣靈魂的舉動。從法定工時案迄今，這種亂加碼不勝枚舉，而在競相胡開政策支票之際，兩黨卻為了聖火還是中正紀念堂的假議題吵得不可開交，這時是不是應該要有人站出來大聲喝斥纏鬥中的兩大黨分開呢？

兩大黨或許不會醒來，但是人民應該早點看清他們在虛假議題上戰鬥的荒謬性。當現有的政治力量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人們就應該要鼓勵新興力量站出來。很高興有「第三社會」可以提供不滿現狀的一群人一個出口，也希望大家能夠為主張「進步本土」的朋友們繼續加油！

第三社會成員史維辰
2007/06/01 載於蘋果日報

還記得那一年許多年輕人匯集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旁的競選總部，只為了一張「快樂、希望」的貼紙和旗幟，可以拿回去向同學們說著什麼叫做「進步」。還記得，當時的宜蘭反六輕運動，開啟了長達二十四年的宜蘭經驗序幕，動員了地方草根社區與綠色執政所組成的進步聯盟，共同打造了城市治理與地景改造的「宜蘭經驗」。

但是今天，我們的環境生態危機並沒有減緩，反而持續惡化，環保團體依舊為了反對大煉鋼計畫、千年藻礁保護等等而大聲呼籲四處奔走。文化保育及人權保障的成績，在民間團體每年的評鑑中搖搖欲墜，樂生依舊是無解的皮球。

組織與運動常被收編
吉貝沙尾海灘和國家公園內各式的BOT、二次金改下龐大國家資產的賤賣，以自由競爭市場之名的民營化、私有化也不知道已經起訴了多少位政務官，更別提健保黑洞、勞工基本薪資、性別平權、老人年金等等各種攸關著台灣社會民生百年發展大計的各種政策議程，都在長期的民主內戰，藍綠惡鬥的泥沼中，日漸萎縮與模糊；越來越清楚的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共同剝削台灣本土社會的父子關係。

以北宜高速公路為例，宜蘭引來大批炒地皮地產商以及礁溪溫泉色情業的復甦，宜蘭桃園化的日子不遠矣，宜蘭經驗變成了神話；緊接而來的蘇花高，執政在野幾乎沒有爭論，無人出來面對真相，台灣東部地區的經濟政策竟然只寄望一條高速公路！所幸，現今的政治環境中，社會運動團體多半已經清醒，不再為了含淚投票而胃潰瘍，不在每次投票之後後悔不已，而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打開一個獨立的政治空間的時候了。

回顧過去台灣社運參政之歷史，從早年的職業團體代表，到今天的政黨不分區立委，社運團體在政黨的利誘威逼之下，組織與運動的主體性經常被收編，或淪為政黨的外圍打手，在相忍為國的集體利益之下，犧牲了個別差異的弱勢主體價值；另一方面，民進黨新潮流的議會路線與社運路線的爭論，最後選擇了精算政治利益，拋棄了地方組織和社運議題的經營取向，在今天兩大黨對於社會種種矛盾的對應日趨同質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為主的政治影響力急速擴張的過程中慘敗。然而，社會運動的能量還在，只是分散在各角落奮戰，第三社會相信台灣本土社會的草根進步力量，必須在第一社會和第二社會的民主內戰中，拒絕由國家由上而下的主導建構的偽公民社會範型，從虛構的進步改革聯盟中解放出來。

政治行動採雙重策略
第三社會未來的組織將不僅止於精美文宣以及媒體曝光率，而是必須建立長久穩固的議題經營基礎，在草根層次發展出更廣泛的進步社會力量聯盟，政治行動的準則採用雙重策略：草根基層行動與議會選舉路線並行。透過議會宣傳來強化議題，並為議會外的團體增加資源，由候選人提供支持者投票的機會。台灣的社會需要持續社會運動不斷的創新與改革，台灣的社會需要堅持社會民主價值的政黨出線，台灣需要第三社會。